四遇李卓吾

李贽李卓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轮不着我这个黄口小儿说三道四。但是，凭着他一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让我这个在师长亲友面前貌似“温良恭俭让”而实则骨子里飞扬跋扈的人大为倾倒。再加上距离美感所产生的吸引力，使我对这个“老和尚”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一门心思想把他那声名远播的《藏书》、《焚书》搞到手。这就有了我买书生涯里“四遇李卓吾”的故事。

初遇李卓吾还是在北师大读书时的事儿。每逢周末，总有些来路不明的旧书贩把小摊摆到靠近学四食堂的羽毛球场，旧书、半旧书、新书、半新书一顺摆开在地面的塑料布上，虽然良莠不齐，倒是颇为壮观，偶而也能撞上一些物超所值的机会。一天午间，我在书摊上“巡视”，“藏书”两个字猛地蹦到眼前，我出手奇快地把那一摞土黄色攥在手里———果真是《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齐齐整整一册不落。我以平静的语气跟摊主把价码从80元讲到了50元，一摸口袋，却还差着十几块，于是让摊主把书给我留住，返身从人堆里挤出来，慢走几步后便丢开步子一口气狂奔，跑回宿舍楼，推开一间寝室，捶醒一哥们儿，抢过张钞票就跑。可等我跑到那书摊，却见一位博士师兄正抱着李卓吾挤出来，一边冲我掂掂书，笑眯了眼地说：“60块，真便宜！”我记得自己咽了很大一口唾沫，真想冲他那眼镜右下方挥上两拳。至今回想起来，他那笑怎么着都有些小人得志的味道！

此事让我愤愤不平了约有小半年，之后在太庙的一次秋季书市上又遇到一场小刺激。由于尝到过太庙书市的甜头，所以那天我特别耐心地过滤每一个摊位，结果在下午一点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两个字——《藏书》！那是装在一个精致书匣里的16开本，我带着些希望又带着些不祥之感打开书匣，淡鹅黄色的纸张透着气派，光滑的书脊把手心蹭得痒酥酥地发麻，我小心翼翼地翻过书背来——“定价：八佰伍拾圆”！！记得有种很是哗众取宠的说法叫作“大跌眼镜”，当时，我的眼镜就在向前突的眼珠子和向后缩的大嘴角的共同作用下顺着满是油汗的鼻梁作重力加速运动。我再一次咽了口水，用胳膀肘扶了扶镜架，然后放下三折后260元的李卓吾，静悄悄地走了。

在与李卓吾两次失之交臂，我几乎要淡忘他的时候，第三次见面，终于让我拾回了些元气。地点是在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新华书店总店。那天在总店的特价书展厅里绕着一个个大书架转圈都有些找不着北了，就靠在一个书架边上歇气，眼珠子时而左、时而右，时而上、时而下迟钝地瞟来瞟去，慢慢地定格在横躺在书架第二格的一本灰皮小册子上——《焚书·续焚书》。于是，我手里攫着这本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小册子，在1000多平米的展厅里寻找李卓吾的另一部分。另一部分没有找着，但我“知足常乐”地颠回宿舍，在书扉上痛快淋漓地炮制了一篇“购书小记”，得意非凡地诵读了几遍，然后又开始躺在床上“知足而知不足”了。

四遇李卓吾是在1999年12月24日。接近年根儿，听一同学讲：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来了一批新货，保存完好的中华书局旧版《十三经注疏》只消百二十元就可以置办下来，于是第二天就赶了去，因为消息来时已是将近午夜。我没有找到那套《十三经注疏》，但却在那套如今搁在我床头、当时摆在书架第二层的《藏书》面前发了半天呆。我把这四册一套的《藏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揣摩了一番放在书橱上的感觉，在充分体会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快感后，它归我了。我把它展示给那天我碰到的每一位熟人，还打了两三个电话。然后被一位老同学的一句“总算让你弄到了”感动得无以复加。这套书是中华书局依59年版在74年第三次印刷的，定价3．70元，对我来说，以60元的价格买下来，不算太贵。只是在算这60元的帐时，眼前飘过那位博士师兄的笑脸。